美国判例研究(6)—不正当手段
 
发布时间:2015-03-09 浏览次数:

 

案例6—不正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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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业活动而言,人员的高度流动是其重要特征之一。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需要在商业元素的流动中寻求创造利益的契机。这本是商业活动中无可厚非的竞争法则,但如果当事人恶意加以利用,损害竞争者合法利益,则势必为法律所禁止。本案中,各被告达成共谋,在离职后原掠夺供职企业的雇员,并借此利用对方的技术、商誉等为自己牟利。法院认定其既有主观共谋,又在客观上损害了竞争企业在州际贸易中的利益,判令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美国联邦宾夕法尼亚东区地区法院

C.阿尔伯特萨德公司

理查德 S. 萨德公司等

民事案件编号:72-1451.

判决日:1973105

修订日:19731030[1]

 

*504厄文 R. 西格尔Irving R. Segal, 班克罗夫特 D. 哈维兰(Bancroft D. Haviland, 小斯特灵 H. 舍恩(Sterling H. Schoen, Jr.),施纳德、哈里森、西格尔与刘易斯律师事务所(Schnader, Harrison, Segal & Lewis),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代理原告。

 

亨利 W. 索耶三世(Henry W. Sawyer, III)、斯图尔特 达泽尔(Stewart Dalzell),君克、拜德与里斯律师事务所(Drinker, Biddle & Reath,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仅出席了审后申请的庭审, 代理被告。

 

简式判决和命令

 

地区法院法官布罗德里克(BRODERICK)。

 

简式判决

 

陪审团在二分审判程序中对一部分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后,本院现需要对一系列审后申请进行判决,由此对本案涉及的事项进行了审理。被告密谋,同意或达成共识,采取不正当竞争的方式,意图通过削弱被告在州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而损害其作为竞争者的利益,该行为违反《谢尔曼法》第一条[2]。陪审团裁决原告获得400,000美元的损害赔偿金,法庭依据《克莱顿法》第四条,将此数额升至3倍。法庭于1973515作出支持原告的判决,最终损害赔偿金的数额为1,200,00美元。

 

现在法院受理了以下申请:(1)被告要求法庭在责任承担方面做出与陪审团裁决相反的判决的申请,(2)被告对于损害赔偿金问题进行再次审理的申请,(3)原告的永久禁令申请,(4)原告提出的律师费用减免申请,和(5)被告请求暂缓执行法庭1973515做出的给付金钱判决,以及暂缓执行律师费、利息和费用的申请。

 

本院将分别审查这些申请。

原告 C.阿尔伯特萨德公司是一家宾夕法尼亚州公司,从事包装、包装材料及设备的生产销售业务。该公司的产品主要用于合约制药包装领域。被告理查德 S. 萨德是一家宾夕法尼亚州公司,经营与原告相同的业务。被告理查德 S. 萨德(Richard S. Sauter), 西奥多·蔡登堡(Theodore Seidenberg)和约翰 N. 帕克(John N. Park)系宾夕法尼亚州居民.

 

原告在诉状的第一项、第二项理由中主张被告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一条FN1 ,据此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FN1.第三至第七点诉由的依据是,下属州法院已经针对第一、第二项诉由中所述内容进行了相关诉讼。在陪审团对原告有关反垄断问题进行事实查明后,下属法院的诉讼被撤销。第八项诉由在审判前已被原告撤销。

 

为了支持原告就被告违反《谢尔曼法》作出的指控,原告着重陈述被告:

 

a)引诱并雇佣了原告的主要职员,意在破坏原告的经营;

 

b)引诱并雇佣了原告的雇员,目的是获得和使用原告的保密信息;

 

c)盗用原告的分批订单,报价评估及规格明细表供自己使用;

 

d)通过使用具有迷惑性的相同的公司名称,有目的地干扰顾客,供应商和一般公众;

 

e)对原告的职员散布原告将会破产的虚假信息,*505意在使其害怕这一情况的发生而离职;并且

 

f)破坏原告雇员对雇主的忠实义务。

 

在对责任问题进行了长达16天的审理后,197352,陪审团对于以下质询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你们是否裁决被告密谋,同意或达成共识,采取不正当竞争的方式,意在通过削弱被告在州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而损害其作为竞争者的利益?

 

针对损害赔偿金的问题,经过两天的证人证言调查,陪审团裁决给予原告400,000美元。这是提升至三倍之前的数额。

 

在审议上述申请的过程中需要出示所有的证据,其中大部分对被告有利,这为陪审团的裁决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支持。

 

19691月之前,被告理查德·萨德是原告的总裁和控股股东;被告约翰·帕克是原告的销售人员。19691月,原告的股东决定执行与里海出版公司(以下简称里海公司)的重组计划,借此原告成为了里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理查德·萨德仍然作为原告的总裁。19698月,里海收购了同样涉足医药包装行业的斯巴克斯公司的大量股票。此次收购之后,理查德·萨德成为里海的执行副总裁,负责公司的包装业务;并且,根据理查德·萨德的建议,约翰·帕克被任命为原告的总裁。

 

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早在197179,被告理查德·萨德和约翰·帕克就开始共谋从原告处离职,开展竞争业务,并且通过掠夺原告的主要雇员来击垮作为竞争者的原告。为此,理查德萨德在没有提前通知原告的情况下,违反作为原告雇员以及里海公司总裁的准则,于19711022递交了辞呈,并于一周后即19711029生效。约翰·帕克并没有随即离开,而是继续担任原告的总裁。在萨德于19711029离开原告之前的一段时间内,被告西奥多·蔡登堡参与了共谋。一个月之后,即19711129理查德·萨德和西奥多·蔡登堡成立了被告理查德 S. 萨德公司(以下简称萨德公司)与原告形成直接且彻底的竞争关系。理查德·萨德和西奥多·蔡登堡成为该法人的管理人员和主要股东。

 

有证据表明,19719月下旬或10月上旬,理查德·萨德虽然仍受雇于原告,但已开始引诱原告的雇员加入其建立竞争性企业的计划,包括:菲利普斯佩克特,原告四座郊区工厂的生产协调员;生产协调员丹尼尔·詹纳;以及副总工程师马修·尼科尔斯。一旦准备计划完成,萨德公司即宣告成立。理查德·萨德、蔡登堡和詹纳变本加厉地挖角原告的主要管理、监察、生产和销售职员。这些雇工包括原告的销售副总裁,质量控制经理,工厂经理,销售人员,评估员,客服代表,以及熟练的机械操控师。一方面,被告给付更高的薪水;另一方面,其又声称原告即将倒闭,借此从原告处成功挖角超过30个主要雇员。这些雇员对于原告的重要性因人而异,但是在短期内大量雇员离职所累积的影响给原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理查德·萨德自认被告们预计到能够从原告处挖走相当数量的核心职员,*506因此并没有试图从职业介绍所招聘职员或从其他竞争者那里进行挖角。他们同样明白,这种成批挖走职员的行为会给原告造成损害。

 

有证据表明,由于核心职员的纷纷离职,原告产品的销量迅速大幅下滑。而这正是由被告通过原告曾经的雇员引诱客户所致。并且由于自身员工大量流失,原告无力为剩余客户提供服务。现有足够的证据使陪审团认定,被告引诱,雇佣或恐吓致使原告的主要雇员离职,目的是削弱作为竞争者的原告的实力。

 

被告承认,选择理查德 S. 萨德公司作为被告法人的名称,是希望利用萨德这一名称在包装行业内的商誉不当获利。而这种商誉自然而然是原告基于多年的经营而取得的。另有证据表明,为了进一步迷惑消费者和供应商,理查德萨德要求其雇员在提及本公司时使用萨德公司这一名称,而这恰恰是原告在业界被广为知晓的名称。大量证人证言表明,相似的名称导致了二者的混淆。在不止一次的实例中,正是因为萨德公司已经投标,所以原告丧失了投标的机会。但是实际参与竞标的萨德公司是被告的公司,而非原告。现有足够的证据使陪审团认定被告不正当地盗用了原告的法人名称,以达到损害原告的目的。

 

被告方提供的证人承认,在从原告处离职前复制了125150个原告的分批订单,随后利用这些文件来准备与原告竞标。理查德·萨德复制了多份原告的预算、销售预测和其他类似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了原告的每一名客户以及他们之间的业务往来。约翰·帕克承认,原告的前任销售副总裁弗雷德里克·克洛斯在离开C. 阿尔伯特·萨德公司加入被告公司时,将原告的评估报告随之带来。被告把这些评估报告用于针对原告的竞价。被告对盗用原告的保密文件以达到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并损害原告目的的自认,构成实质性证据。

 

原告提供的直接证据显示,被告试图削弱或挤垮原告的业务。理查德·萨德对里海公司的代理律师乔治·克莱恩先生说,“我会毁掉约翰·德保尔( 里海公司的总裁)”和“我会逮到这漂亮小伙儿,我将会毁掉约翰·德保尔。”此外,另有间接证据证明被告必要的主观意图,从而为陪审团的裁决提供了支持。例如,被告着手从原告处挖角行政和技术人员。他们从原告处引诱超过90%的此类雇员,其中80%以上最终为其所雇用。理查德萨德承认,被告雇佣了大约30名原告的雇员,其中许多为重要职员,其深知此举将重创原告:

 

问:如果你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大量职员,更重要的是他们曾是原告的核心职员,你认为此举是否会对原告有利?

 

答:不会,先生。

 

问:此举会重创原告,是吗,萨德先生?

 

答:是的,先生。

 

问:如果你从原告处得到了足够多的最优资产(即员工),此举会毁掉原告,是吗?

 

答:*507是的,如果有很多[员工]都被吸纳[进我公司]

 

问:如果你想要毁掉你第二重要的竞争对手,雇佣其相当数量的核心职员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答:如果我想毁掉它的话,确实如此。

 

问:萨德先生,你是否认为,贵公司确实雇佣了相当数量原告的生产、行政和销售人员作为本公司职员?

 

答:是的,我们雇佣了他们。

 

(理查德·萨德的证言,1973419,第1161-1162页。)

 

因此基于以上实质性证据,陪审团可以认定被告的动机是毁掉原告的经营活动。被告接近原告职工的秘密性以及被告没有任何从其他地方获取员工的实质行为,都可以作为进一步的证据。

 

最后,陪审团通过实质性证据认定共谋确实存在。被告承认其一致同意或达成共识,从原告处获得大量雇员,窃取和使用原告的保密信息。进一步而言,尚有大量补充证据能够证明共谋,其中既有直接证据,也有间接证据。举例而言,阿诺德·克莱因菲尔德,曾为原告最重要的顾客来源之一,证明他在从原告处离职后曾告诉理查德萨德仍不能为其工作很长时间,因为他仍然是原告的经纪人。旋即,时任原告总裁的约翰·帕克解雇了阿诺德·克莱因菲尔德。随后克莱因菲尔德先生立即转投被告理查德 S. 萨德公司,并交给其全部或部分曾给予原告的业务,成为了被告最大的客户之一。不久之后,约翰帕克自己也从原告处辞职加入了被告。

 

法庭记录中所体现的证据优势足以让陪审团裁决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被告毁掉约翰德保尔的主观意图以及有利于原告的证人证言,足以支持陪审团的裁决,即被告试图通过损害原告参与州际贸易竞争能力来损害作为其竞争者的原告。

 

原告提供的证据使陪审团足以认定,被告们参与了一项秘密的计划以获得原告所有的核心雇员。现有的证据表明,包括斯佩克特先生在内的5名雇员分别受到引诱,并且所有被告都参与了对所有雇员的引诱。这让原告的核心雇员几乎流失殆尽。

 

现有证据足以令陪审团认定,被告采用一个极易混淆的相似名称,并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强化这种混淆,包括:强调“萨德”这一名称;复制原告的分批订单和相关文件,并试图通过使用这些文件从原告处抢得商机;几乎完全以原告的客户作为他们业务的来源。上述每一项内容都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而且有足够的证据可以使陪审团认定,所有的行为都是基于被告之间为损害原告而形成的合意、联合或共识。总而言之,这些行为明显地支持陪审团做出的裁决,即被告违反了《谢尔曼法》第一条。

 

    关于原告受到损失的事实以及受到损失的数额问题,有大量的证人证言可以佐证。原告一方提供的证人证实,被告引诱、雇佣、吓跑原告雇员的行为对其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因而被告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负责。具体包括:原告的客户流失;原告得*508支付不合理的更高薪酬以保证雇员留任;原告得花费大量财力通过职业介绍所寻求离职雇员的替代者;并且得花费时间和金钱对替代的雇员进行培训。上述证人证言无疑可以证实,原告所遭遇的混乱情况是由被告的非法行为所造成的。这种混乱的局面使得部分原告的客户转而寻求其他包装商,而这对于被告引诱原告客户提供了便利。

 

证人证言表明,被告通过原告的前雇员引诱其客户,并成功地从原告手中抢占了大量商机。在萨德公司前九个月的经营中,销售总额就已达到1332000美元,其中94%源于原告曾经的客户。与此同时,原告失去了与这些客户之间211000美元的销售额。被告没有对原告指证的损害数额提出否认的证据,在审理二分审判程序案件的损害赔偿部分时也没有要求提供证人。原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实际损失数额超过750000美元,因而大量证据可以支持陪审团作出的400000美元损害赔偿金的裁决。

 

I.与陪审团裁决相反的判决

 

删除

 

A 弃权

 

删除

B. 限制的不合理性

 

近一个世纪以来,法院被要求适用《谢尔曼法》第一条审理州际贸易中共谋损害竞争者的案例并不多,已被报道的仅有三至四件。只有第一、第十巡回上诉法院审理过相关案件,具体为: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审理的Atlantic Heel Co. v. Allied Heel Co.,[3]Albert Pick-Barth Co. v. Mitchell Woodbury Corp. [4], 第十巡回上诉法庭审理的Perryton Wholesale, Inc. v. Pioneer Distributing Co.[5]。在Pick-Barth一案中,原告诉称:被告作为州际贸易中的主导角色,与原告之前雇员共谋,通过引诱原告的雇员和客户、唆使雇员窃取原告之客户名单和记录等方式,试图抢占原告在州际厨具贸易中的份额。被告对此提出异议,辩称原告在起诉状中并没有阐述符合反托拉斯法的诉由。初审法院认定异议成立,遂驳回起诉。而上诉法院撤销了这一裁决,认为原告在起诉状中阐述了符合《谢尔曼法》的诉由。同时,上诉法院认为任何以限制州际贸易为目的的联合都是不合理的,这将导致对贸易的不合理限制。在随后进行的陪审团审判中,法庭提交陪审团认定该限制的合理性。初审法院最终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认定共谋损害州际贸易竞争者的行为实质上违反了《谢尔曼法》。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但上诉法院维持原判,认定在州际贸易中通过不正当手段损害竞争者的共谋违反了《谢尔曼法》第一条[6]。法院认为:

 

只要证明存在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损害竞争者在州际贸易中利益的共谋,就已构成对《谢尔曼法》第一条的违反,无需显示公众受到何种影响、影响达到何种程度。

 

同上,被告辩称,由于Pick-Barth案中被告承认实施了市场控制行为,因此与本案有所区别,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在Pick-Barth案中依据案件事实作出了实质违法的判决,但并没有限制其它案件依据自身的事实作出不同的判决。在我们看来,Pick-Barth一案是合乎法律的。

 

第一巡回上诉法院随后在前述Atlantic Heel一案中再次遭遇了这一问题。该案中,原告诉称被告通过引诱自己的核心雇员、窃取自己的商业秘密的方式以达到破坏原告州际贸易的共谋。同时,根据被告之间的共谋,原告的雇员违背其对雇主的忠实义务,而被告则诈称其与原告获得的信贷有所关联。被告提请申请,鉴于起诉状未能阐明诉由,请求驳回起诉。联邦地区法院执行了该项申请。而在上诉程序中,哈提根(哈提根)法官以Pick-Barth一案为依据,撤消了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其意见是:原告诉称的共谋,意在通过对州际贸易自由和流通有害的手段损害其竞争者,构成对《谢尔曼法》第一条的实质性违背。对此,首席法官如是陈述:

 

阿尔德里奇(ALDRICH)法官和我赞成该案件的判决结果,但在目前的案件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理由足以忠实适用Albert Pick-Barth Co. v. Mitchell Woodbury Corp., [7]一案中所确立的规则。该案件的判决是合法的,但其事实是在1932年之际所特有的。它距离我们如此遥远,因此我们很难予以借鉴。在目前的案件中,我们没有必要令自己全然遵循Pick-Barth案中确立的规则。[8]

 

被告主张,由于在Atlantic Heel一案中原告诉称更高的价格以及受限制的选择对顾客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因此哈提根法官的审理意见不足以成为对本案适用《谢尔曼法》的依据。尽管伍德伯里(Woodbury)大法官对Pick-Barth案的判决作出了同意意见,但也质疑将该案判决作为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准则的做法,我们重申该案的判决是合法的,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指出的那样。

 

Perryton一案中,一位长期供职于原告且深受原告信任的雇员,同时也是原告在堪萨斯州西部和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地区的主要支架批发商,从原告处离职转投被告裴立顿(Perryton)并担任其销售经理。该雇员对原告的经营情况、运输路线以及客户有着充分的了解,而被告裴立顿则是原告的竞争者,刚刚迁入原告的经营区域。在该雇员离职前后,其试图劝说其他雇员转投新的竞争公司,随之一并带走属于前雇主的业务。其他雇员加入了这一计划,在尚未从原告处离职前就已经开始引诱其客户将业务交给被告。初审法院通过无陪审团审判,认定存在通过不正当手段在州际贸易中损害竞争者的共谋,并判决此举违反了《谢尔曼法》第一条。第十巡回上诉法院依据前述的Atlantic Heel Co., Inc. v. Allied Heel Co., Inc.案以及Albert Pick-Barth Co., Inc. v. Mitchell Woodbury Corp.维持了原审判决。在该案的审理中,第十巡回上诉法院同时认定,通过不正当手段在州际贸易中损害竞争者利益的共谋构成对《谢尔曼法》的实质性违反。

 

被告辩称,对于在州际贸易中损害竞争者利益的共谋并不能适用《谢尔曼法》,除非存在与Perryton, Pick-Barth 以及Atlantic Heel等案件事实相反的不合理限制。被告进一步辩称,由于竞争者的数量由原本的x增加至现在的x+1,因此竞争实际上得到增强。我们并不采纳被告的主张,在我们看来,Perryton, Pick-Barth Atlantic案件的审理意见应当被本院所遵循。

 

《谢尔曼法》第一条[9]规定:

 

任何形式的合同与合并,包括托拉斯、共谋或其他形式,只要对州际间或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商务构成限制,就将被宣告非法。

 

无论何种情况下,只要原告能够形成证据优势,证明被告共谋、同意或达成共识,以损害作为竞争者的原告利益为目的,通过削弱竞争者在州际贸易中竞争力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那么被告就违反了《谢尔曼法》第一条。*514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以损害作为竞争者的原告利益为目的,通过削弱竞争者在州际贸易中竞争力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并且这一主张通过优势证据加以证明。这属于由陪审团审理的事实问题,而最终的裁决也有利于原告。

 

本院已经阐明,《谢尔曼法》第一条仅排除“不合理”限制竞争的合同或合并,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Co. v. United States[10]; Standard Oil Co. v. United States[11]。然而,许多限制贸易的共谋实质上均属不合理。参见诸如United States v. Trenton Potteries Co.[12]United States v. Socony-Vacuum Oil Co., Inc.[13]等判例。当共谋包含了实现法律禁止结果的特定目的时,便属于实质上不合理的范畴。United States v. Columbia Steel Co.[14]。上述案件显然属于实质不合理的类别。陪审团通过对质询书1(a)的答复认定,被告以损害作为竞争者的原告利益为目的,通过削弱竞争者在州际贸易中竞争力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我们的意见是,上述行为对于自由竞争造成了无以复加的危害。见Standard Oil Co. v. United States[15]。当对贸易的限制实质上不合理时,法庭没有必要就“合理原则”对陪审团作出指示。前述United States v. Trenton Potteries Co.一案中,陪审团认定“通过削弱原告在州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以损害作为竞争者的原告的利益”这一目的。本案的情形预支相同,共谋属于《谢尔曼法》第一条的范畴,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能因为竞争者数量由一变为二这一事实认定共谋未能实现。否则,排除对《谢尔曼法》的适用将导致原告公司倒闭,这与国会的立法目的显然截然相反。

 

被告反对适用第一条所依据的判决与本案有所区别。在Ace Beer Distributors, Inc. v. Kohn, Inc.[16],一案中法院认为,在竞争性市场中以一个经销商代替另一经销商的做法并不违反《谢尔曼法》。Ace Beer的做法仅仅是对法律的重述,即拒绝交易行为并非违法,除非该行为是共谋的结果。况且,在Ace Beer一案中法院着重指出,该案的判决并不适用于“实质性”违法的情形。与此类似,被告依据Frederick Chusid & Co. v. Marshall Leeman & Co.[17]一案的判决同样是错误的。在Chusid一案中法院认为,通过不正当竞争方式建立竞争企业的共谋并不违反《谢尔曼法》,因为其认定被告并没有损害竞争者的主管意图。同前注,第1063[18]。而在本案中陪审团认定,被告具有通过不正当竞争方式损害原告在州际贸易中竞争力这一主观目的。

 

综上所述,被告提请的否决陪审团裁决的判决申请被驳回。

 

II.关于损害赔偿金的重新审理

 

被告同时向法庭提请申请,要求对有关损害赔偿金的问题重新审理。被告在最初的申请中主张了十七项错误,但最终为了限制申请的范围而将其有关错误的摘要缩减为三大类。在第一类中,被告主张一系列附加的事项需要进行重新审理,因为这将*515超出陪审团裁决的范围。当然,被告律师承认,这些事项中任何单独的一项都不构成撤销原判的理由。在第二类中,被告主张法庭的部分裁决了阻止辩方律师通过对德保尔先生和拿波里先生的交叉询问查证有关事实——即如果理查德 萨德先生从该项业务中完全退出或者从事无共谋的竞争,原告可能受到何种程度的损失。在第三类中,法庭的裁决阻止辩方律师向陪审团说明其裁决中确定的赔偿数额将增至三倍,并且法庭亦拒绝就此项内容向陪审团作出指示。

 

至于作为要求重新审理依据的附加错误,被告主张,原告诉称28.14%的利润率是过高的,因为就事实而言原告从未获得超过15.8%的毛利。被告不认同具有经营资质的公共会计师亚历山大 E. 斯拉特为原告所作的28.14%利润率的证词(N.T. 2818-22, 2825-26, 2832)。斯拉特先生声明,其所做的估计仅适用于诸如原告一类正处于亏损运营的公司。他说明,在亏损的局面下即使原告有能力处理额外的业务,也不会在总收支上有所上升。因此,原告在额外业务上的利润率应高于盈利能力已达或接近上限的企业。在原告聘请的具有资质的公共会计师(N.T. 2819)的协助下,被告的代理律师就做出28.14%这一数据的理论基础对斯拉特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叉询问。然而,除了交叉询问以外被告没有提交有关损害问题的辩护证据。因此,原告所提供的专家证言并未受到质疑。显然,陪审团在形成裁决的过程中考虑了原告所提出的理论。但我们无法确认,陪审团具体选择何种利润率,裁决原告获得略多于其诉讼要求数额一半的损害赔偿金。

 

被告随后主张,法庭允许德保尔先生所作的证言,并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原告在销售额上的损失不是由萨德公司以外的竞争者造成的。德保尔先生的证词显示,上述损失是由于雇员的流失以及被告行为造成的混乱状态而产生。这一证词显然是有力的,并且因为在本案中被告并未就损害的数额举证抗辩,故应当认为被告对这一证词并不作反驳。

 

被告继续主张,法庭不应允许被告选择1970年作为基准年,因为当年原告的销售额是同期相比最高的。原告有权选择其经营期间内的任何年份作为基准年,被告也可以通过交叉询问和举证对此提出质疑。根据1970年是否为合适的基准年而变更判决,既不是法院的功能,也不是法院的义务。被告担心德保尔先生提供的证词中包含了“无依据的泛化”,将1970年作为比1971年更为合适的基准年,因而这一证词是不充分的。然而,其忽略了德保尔先生所作证词(N.T. 2674-75, 2749-51)的大意是,1971年对于医药包装企业而言是不利的一年,因为制药公司正准备尝试遵循新的联邦标签规则。德保尔先生证明,萨德先生建议其选择1970年作为行业内有代表性的时期(N.T. 2750)。被告并未否认这一证言,因此该证据足以提交陪审团。

 

被告非常依赖约瑟夫·罗德(Joseph Lord)大法官Certified Laboratories of Texas, Inc. v. Rubinson[19]一案中所作的判决。而事实上,这也是被告为支持其对于损害赔偿问题重新审理的申请而引用*516的唯一判例。但是,Rubinson在事实上与本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Rubinson案中,20%的利润率是由一名未出庭作证的会计师所提供的,并且原告提供的证人在这一问题上所作的证言最终被认定为传闻证据。而在本案中, 28.14%的利润率是会计师基于原告提交的记录经过自己的估算得出的。这并非传闻证据。在Rubinson案中,原告试图对离职销售人员的培训费用寻求赔偿,但由于其未能提供支持这一诉请的证据,因此未能获得赔偿。本案中,对培训为替代离职雇员或弥补由被告造成的损失而招徕的新雇员之实际费用,被告作出了明确的证明。FN2最终,在Rubinson案中,法庭拒绝了原告对于雇员流失造成的特定利润损失进行赔偿的诉请。但是约瑟夫·罗德大法官亦阐明,如果被告的目的是“严重损害或损毁”,那么法庭完全有可能作出不同的判决。[20]本案中,原告提供证据表明被告的目的证实严重损害或损毁,且陪审团也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认定。因此,Rubinson案的判决对于被告而言毫无益处,它仅能为原告的诉讼提供支持。

 

FN2.被告并没有在其重新审理的申请中对原告提出的损害理论之基础进行质疑。与本案不同的是,约瑟夫罗德大法官强调:原告并没有就雇佣、培训替代的员工所产生的费用提出赔偿的请求。[21]

 

被告主张,法庭错误地阻止辩方律师通过对德保尔先生和拿波里先生的交叉询问查证有关事实——即如果理查德萨德先生从该项业务中完全退出或者从事无共谋的竞争,原告可能受到何种程度的损失。其依据是对德保尔先生进行交叉询问时一项遭到反对的的提问:

 

被告律师:你是否证实,萨德先生在从贵公司离职后,是通过多年积累的经验创业?你是否证实,在19721031之前,其不能与自由市场上的任何客户进行合理的交易?

 

原告律师:我反对,这一询问与陪审团对责任的认定无关。合理性与本案不再有任何关系。(N.T. 2770) (本院添加了着重号)

 

被告出庭备忘录对其重新审理申请的支持,是基于对该证词的概述而并没有涉及其中所涉实际问题。如果对该问题加以审查,则其申请显然是不当的。当引用的问题被提出时,陪审团已经在责任问题上作出了不利于被告的裁决。陪审团认定,被告共谋以损害作为竞争者的原告在州际贸易中的利益为目的,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关于“合理性”的问题,即被告的行为是否依据其共谋而作出,就不再是本案讨论的内容,因为有关责任问题的相反判决已经作出。如果萨德先生作为主要参与者的共谋并不存在,则其能否合理地获得销售额,这一问题将不再讨论。陪审团认定,萨德先生与法人被告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为共谋者,而共谋具体表现为通过掠夺雇员、窃取文件、不当使用具有迷惑性的类似名称等方式抢占原告的业务。

法庭并没有阻止被告的代理律师对原告所受损失的原因进行询问,只是裁定,鉴于陪审团业已作出的裁定,上述发问是不当的。事实上,原告主张在被告的共谋之外,管理不当、缺乏财政稳定、以及其他因素都属于造成其损失的原因。*517但被告并没有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而法庭显然没有阻止这么做。更为诧异的是,被告在审理程序中没有提供任何有关损害原因的证据。

 

被告阐述了一项主张,他们相信该主张能够为本院所反对的提问提供正当性理由。其假定有合法的及非法的两种因果关系造成了损害。但是,此种假设并未被证据所支持。证据表明,1971年夏季被告即开始共谋损害原告。而本案中涉及的原告受损害的时间为197222819721031,全然处于共谋期内。这其中并无合法的因果关系存在。

 

被告主张,由于原告并没有要求理查德 S. 萨德签订竞业禁止协议,所以其将因此不当得利。被告正确地指出,原告处于萨德先生可能离职并与之竞争的风险之中。然而,原告并没有设想过,萨德先生会实施陪审团所认定的行为,即依被告间的共谋而从原告处离职并对其实施不正当竞争。所以,陪审团依据法庭指示裁定的损害赔偿金仅仅来源于共谋导致的直接损失。

 

有观点认为,本案与电力定价案有所相似。在电力定价案中,法庭要求原告提供证据证明非法定价与公平市价的差别并非源于共谋,并将此项内容作为损害的基础。在原告被要求证明、陪审团被指示认定由共谋导致的直接损失这一方面,两起案件确实相似。原告依共谋、以损毁原告为目的而实施的行为均被诉称是被告有能力生产与销售而原告不能的原因。如果可以则被告即提交证据表明,原告之所以不能生产与销售另有原因。但是被告均没有这么做。

 

被告仅仅否认不存在共谋,却没有试图反驳在二分审判阶段所涉及的损害形成的原因。被告甚至没有试图证明原告提供的证人缺乏因果关系。他们采取的唯一行动即提出了一个假想的问题,即如果不存在共谋将会是何种情形。这种具有推测性的提问应当被禁止。被告可以选择合法竞争或非法竞争。庭审过程中,陪审团在责任认定部分所作的裁决表明,其认定被告事实了非法竞争。因此,法庭在有关损害的审理程序中禁止其向陪审团提交假设,即如果其选择合法竞争将会是何种情形。

 

被告最后的抗辩是:法院没有允许被告向陪审团说明其裁决的数额将升至三倍,也没有向陪审团就此内容作出指示,上述做法是错误的。避免向陪审团作出三倍赔偿的指示是这一地区的司法实践。作为最复杂的反垄断案件之一,Philadelphia Electrical案的被告积极寻求法庭就有关三倍损害赔偿金的事项向陪审团作出指示。但法庭在对陪审团作出指示的过程中,约瑟夫 S. 罗德大法官拒绝涉及三倍损害赔偿金的事项。虽然罗德大法官所作的这一判决未经报道,但是阿兰·格里姆(Allan Grim)法官在已经报道的Sablosky v. Paramount Film Distributing Corp.[22]一案中对上述判决表示赞同。在Sablosky案中,法庭拒绝向陪审团就三倍损害赔偿金事项作出指示:

 

被告要求法庭在对陪审团进行指示的过程中对其说明,如果其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裁决,那么法庭会将赔偿的金额升至三倍。法庭拒绝了这一要求,同时禁止被告的代理律师就此事项向陪审团进行说明。*518被告主张法庭拒绝说明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陪审团并不知道其裁决的赔偿数额将会升至三倍,故而其可以作出超过实际损害数额的裁决以作为对被告违反反托拉斯法之行为的惩罚。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的霍尔佐夫(Holtzoff)法官最近在Webster Motor Car Co. v. Packard Motor Car Co.[23]一案中对上述主张进行了回应:

 

“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告知陪审团其所裁决的损害赔偿金将会升至三倍,因为这是纯粹属于法院的问题。事实上,鉴于所裁决的赔偿数额将升至三倍,陪审团也许会将此类陈述视为保持损害赔偿金在较低数额的通知。这将与国会立法的目的背道而驰。

 

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民事诉讼中不把诉讼文件交与陪审团是这一管辖范围内的司法实践[当然在东部地区的宾夕法尼亚州也是如此]。也许在其他辖区,在民事诉讼中将诉讼文件交与陪审团已成为习惯,处于某些原因的考虑需要将信息告知陪审团。否则,当宣读获得救济的诉讼请求时陪审团会对三倍赔偿感到困惑,怀疑将实际损失数额升至三倍是否属于自己的义务。

 

法庭采纳前文引用的霍尔佐夫法官在137 F.Supp. at 941-42.一案中所作的结论及原因分析。

 

上述判决并未被撤销,并且格里姆法官与罗德法官不允许解释三倍赔偿的原因仍然适用。尽管存在部分与之相反的权威观点(见,例如Bordonaro Bros. Theatres, Inc. v. Paramount Pictures, Inc.[24])但法庭仍然认同不应告知陪审团其所作的损害赔偿金裁决将升至三倍。

 

基于这一原因,法庭得出结论,驳回被告就损害赔偿事项重新审理的申请。

 

III.永久禁令救济

 

法庭于1973621举行听证,在此之后,鉴于陪审团已经认定被告理查德 S. 萨德,约翰 N. 帕克,特德·蔡登堡(Ted Seidenberg)及理查德 S. 萨德公司以损害作为竞争者的原告为目的、通过削弱C.阿尔伯特·萨德公司在州际贸易中竞争力的方式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双方当事人同意某种形式的长期禁令救济是适当的。当事人达成一致,表示一下内容是该永久禁令所必须包括的:

 

A 被告以及其中的每一个体,永久禁止实施以下行为:

 

(1)为自己或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利益,直接或间接地引诱、邀请雇佣或雇佣原告的雇员;

 

(2)直接或间接地对原告及其经营活动作出虚假或误导性的描述;

 

(3)直接或间接地获取、尝试获取、泄露、利用属于原告的任何保密信息或商业秘密,拒不归还先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从原告处取得的上述文件及其副本;

 

(4)对原告进行不正当竞争;

 

(5)与他人共谋实施上述任何一项行为。

 

B 被告理查德 S. 萨德, 西奥多 H. 蔡登堡和理查德 S. *519 萨德公司以及其中每一个体,在较长的期限内禁止实施以下行为:

 

(1)在制造、销售包装盒及包装材料的活动中以“萨德”作为名称。此禁令发布之日起10日内,被告须向其每一位客户和供应商发出信件,告知其依据法庭之禁令理查德 S. 萨德公司将变更名称。萨德公司与C. 阿尔伯特·萨德公司或萨德/斯巴克斯公司之间没有关联,也从未有过关联。

 

然而,双方当事人对禁令中的其他条款并没有达成一致,相关内容如下:原告请求法院永久禁止被告引诱、接受任何来自自然人被告供职于原告期间所服务客户的业务,上述客户已全部从原告处转投被告。原告同时主张,原告应在三年期限内禁止引诱、接受或运作目前由C. 阿尔伯特 萨德公司和理查德 S. 萨德公司经营的重复业务。并且原告请求法院责令被告解雇弗雷德 H. 克劳斯, 约翰 N. 帕克以及其他受到被告引诱而转投其公司的原告前雇员。被告辩称,本行业的性质决定了订单需要通过竞标方能确定,可见目前市场正呈现一种自由竞争的态势。因此,除了在六个月期限内禁止被告接受来自从原告处引诱而来之客户的业务外,法院不应对两家公司间后续的竞争再做限制。被告同时主张,法院不应当要求其解雇弗雷德 H. 克劳斯, 约翰 N. 帕克以及其他受到引诱从C. 阿尔伯特 萨德公司转投理查德 S. 萨德公司的雇员。

 

在有关 《谢尔曼法》第一条的诉讼中,一个适当的禁令救济应当阻止被告享有其共谋的结果。但是,通过发布一项对市场自由进行过度限制、对雇员择业自由进行不必要否认的禁令是无法实现《谢尔曼法》的目标的。假设如被告抗辩意见所言,目前的市场正处于自由竞争的状态,但被告是通过非法手段而获得其现有的竞争地位。被告公司目前供应18家客户,其中包括自然人被告供职于原告期间所服务的客户以及受被告引诱离开原告的客户。本院认为,被告应在两年期间被禁止引诱、接受、运作来自上述18家客户的“翻单”。至于目前C. 阿尔伯特 萨德公司和理查德 S. 萨德公司共同的客户,本院同样认为两年之内禁止重复业务的禁令是适当的。这些救济措施将会有效地防止被告享有其共谋的结果,但不会对市场竞争造成不必要的限制。本院同时认为,并无必要阻止约翰 N. 帕克, 弗雷德·克劳斯以及其他C. 阿尔伯特 萨德公司曾经的核心雇员转投理查德 S. 萨德公司。上述即为禁令的最终内容。在短期内对理查德 S. 萨德公司竞争力的限制将会阻止被告享有其共谋的结果,同时避免对市场竞争的过度限制。

 

IV. 律师费

 

原告C. 阿尔伯特·萨德公司依据《克莱顿法》第四条[25]*520呈请法院判决被告补贴其自19725221973510期间的律师费。当然,在此项申请之前,双方当事人必须就250000美元律师费是否合理达成一致。法院于1973515曾作出有利于原告C. 阿尔伯特·萨德公司而不利于被告的,要求被告理查德 S. 萨德公司、理查德 S. 萨德, 西奥多·蔡登堡及约翰 N. 帕克对包括诉讼费用以及合理的律师费在内共计1200000美元承担共同连带责任的判决。考虑到25000美元合理的律师费用,该数额也需做相应修改。包括诉讼费用在内,本院最终作出的有利于原告C. 阿尔伯特 萨德公司而不利于被告的判决,要求被告理查德 S. 萨德公司、理查德 S. 萨德, 西奥多·蔡登堡,及约翰 N. 帕克对1,450,000美元承担共同连带责任。

 

V.执行中止

 

删除

 

中止执行的条件

 

删除

 

 

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2(a)条,本简式判决及命令应当构成本院对事实的认定以及法律结论。

 

据此,本院命令如下:

 

命令

1973105,本院作出以下命令:

 

1.驳回被告就责任问题提出的与陪审团裁决相反的判决申请。

 

2.*522驳回被告就损害赔偿金问题提出的重新审理申请。

 

3.支持原告的永久禁令申请,命令如下:

 

A)永久禁止被告全体及其中任何一名实施以下行为:

 

1)为其自身或其他任何企业、个人的利益,直接或间接引诱、邀请雇佣、雇佣原告的雇员;

 

2)直接或间接对原告及其业务作出虚假或误导性的陈述;

 

3)直接或间接地获取、尝试获取、泄露、利用属于原告的任何保密信息或商业秘密,拒不归还先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从原告处取得的上述文件及其副本;

 

4)对原告实施不正当竞争;以及

 

5)与他人共谋实施上述行为中之任何一项。

 

B)禁止被告全体及其中任何一名被告实施以下行为:

 

1)为其自身或其他任何企业、个人的利益,在两年期间内直接或间接引诱、接受任何由被告于1973621听证程序中提交的图表A2段所列客户的重复业务,即:

 

新美德时公司(Burton Parsons & Co., Inc.

 

埃尔金斯-辛公司(Elkins-Sinn, Inc.

 

卡尼克实验室(Carnrick Laboratories

 

弗兰克 J. 科尔伯特公司(Frank J. Corbett, Inc.

 

富兰克林铸币厂(The Franklin Mint

 

豪泽科技(Hausser Scientific

 

国际医药公司(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Corp.

 

门南公司(Mennen Company

 

纽埃腾采样服务公司(New Item Sampling Service

 

包装尺寸公司(Packaging Dimensions, Inc.

 

威廉 H. 洛尔(William H. Rorer

 

山德士-华纳公司(Sandoz-Warner, Inc.

 

斯图尔特保罗公司(Stewart Paul Company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贺卡基金会(Unicef Greeting Card Fund

 

林明 巴昆公司(Leeming Pacquin Co.

 

德美克制药公司(Dermik Laboratories

 

舒适公司(Schick, Inc.

 

温斯洛实验室(Winthrop Laboratories

 

       本院允许被告履行任何现有的合同承诺。

 

       本禁令中所使用的“翻单”一词,是指完全基于或实质上基于以下内容的业务:

 

a)单价,规格,或者先前订单的计划;

 

b)对先前订单作任何数量上的修改。

 

        订单既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构成翻单业务,当前业务无需与先前的业务完全一致。只要两笔业务中购买的物品具有实质相似性,并且先前的订单是获得当前业务的主要因素,就足以构成翻单业务。以下因素被视为翻单业务的具有说服力的标志:

 

    (i) 使用该包装的产品具有相似性;

 

    (ii) 包装的规格具有相似性;

 

    (iii) 订货方未要求提供包装样品。

 

    (2) 为其自身或其他任何企业、个人的利益,在两年期间内直接或间接引诱、接受任何由被告于1973621听证程序中提交的图表A2段所列客户的翻单,即:

 

    艾尔斯特实验室(Ayerst Laboratories

 

先灵实验室(Schering Laboratories

 

S.S.怀特公司(S. S. White Company

 

USV医药公司(U.S.V. Pharmaceutical Corp.

 

施达勒与汉纳斯公司(Sudler & Hennessey

 

沃伦 蒂得医药公司(Warren Teed Pharmaceuticals

 

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

 

默沙东公司(Merck, Sharp & Dohme

 

宾尼与史密斯公司(Binney & Smith

 

水族医药公司(Acquarium Pharmaceutical

 

汽巴-嘉基制药公司(Ciba-Geigy Pharmaceuticals

 

顾伯曼查特公司(Gubelman Charts

 

莱德利实验室(Lederle Laboratories

 

 *523詹姆斯曼里实验室(Menley James Laboratories

 

卡特-华勒斯公司(Carter-Wallace, Inc.

 

麦克尼尔实验室(McNeil Laboratories

 

辉瑞公司(Pfizer, Inc.

 

史克实验室(Smith, Kline & French Laboratories

 

施贵宝公司(E. R. Squibb & Sons

 

C)永久禁止被告理查德 S. 萨德,西奥多 H. 蔡登堡和理查德 S. 萨德公司将“萨   德”与包装盒、包装材料制造和销售相联系。在本命令发布之日起十日内,被告应向其每一位客户及供应商发出信件,格式如下:

 

我们在此通知:依照宾夕法尼亚州东区地区法院在C. 阿尔伯特 萨德公司诉理查德 S. 萨德公司等,民事诉讼第72-1451号一案中作出的指令,我们将更改现有的公司名称理查德 S. 萨德。

 

这一变更是遵照法院的命令作出的,意在表明本公司与C. 阿尔伯特·萨德公司或萨德/斯巴克斯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也从未有过关联。

 

本公司的地址与联系电话保持不变。

 

D)本院将继续保留对本案的管辖权,以便执行本禁令之条款。

 

4.本院支持原告提请补贴律师费用的申请。本案于1973515作出的判决支持原告C. 阿尔伯特·萨德公司而不利于被告,判决理查德 S. 萨德公司, 理查德 S. 萨德, 西奥多·蔡登堡以及约翰 N. 帕克承担共同连带责任。判决所确定的赔偿金与诉讼费用总计1,200,000美元。包括修改后的合理的律师费在内,最终规定如下:

 

特此作出支持原告C. 阿尔伯特萨德公司而不利于被告理查德 S. 萨德公司、理查德 S. 萨德、西奥多·蔡登堡以及约翰 N. 帕克的判决,判令被告承担共同连带责任。最终确定的赔偿金与诉讼费用总计1,450,000美元。

 

5.本院作出的支持原告的金钱给付判决中,包括利息与费用,数额总计1,450,000美元。针对这一判决,被告提出申请,请求中止执行。本院支持这一申请,但需要符合以下条款及条件:

A. 下列证券应进行托管,证券托管协议应当经本院批准:

(1)            理查德 S. 萨德公司: 理查德 S. 萨德公司的所有流通股票

 

(2)            理查德 S. 萨德:其所持有的里海出版公司的36936份普通股,里海出版公司的1890份优先股,优先股之应计股息21262.50美元,以及下列质押给中央宾夕法尼亚国家银行(Central Penn National Bank)换取25000美元贷款之抵押物:

 

   宾夕法尼亚电力与照明公司(Pennsylvania Power & Light Co.)之100份股份

 

埃克森公司(Exxon Corp.)之利率为6%、总计15000美元的债券(11/1/97)

 

新英格兰电报电话公司(New England Tel. & Tel. Co.)之总计20000美元的债券(9/1/2008)

 

美国罐头公司(American Can Co.)之利率为6%、总计15000美元的债券(7/15/97)

 

(3)            约翰 N. 帕克:其所持有的585份里海出版公司之普通股,30份里海出版公司之优先股,以及优先股之应计股息

 

(4)            西奥多·蔡登堡:其所持有的100份弗兰克福特透明盒公司(Frankford Transparent Box Co.)之股份,55902.94美元现金,所有应付款项或弗兰克福特纸盒公司(Frankford Paper Box Co.)、麦克林恩包装公司(McLean Packaging Co.)、 弗兰克特透明盒公司、和豪普公司(Hope, Inc.)对其应付的账款,以及支付给没有任何索赔权利的海伦 莫里森夫人(Mrs. Helen Morrison)共计31579.06美元的款项*524

 

(5)            代为保管之抵押物产生的所有股息或利息

 

B. 此外,理查德 S. 萨德, 约翰 N. 帕克 以及西奥多·蔡登堡应当共同提交一份由经允许的法人保证人出具的保函,或者提供100000美元的保证金。

 

C.                     被告必须遵守以下条件:

 

(1)被告将尽其所能维持其所有资产的价值,防止其贬值。

 

        (2)除理查德 S. 萨德公司与麦克林恩包装公司之间的既有债务及其应向被告支付的当前薪酬外,被告不得支付汇票、债务或向第三人约瑟夫芬克尔(Joseph Fenkel)以及在前文A-(4)部分提及的公司所负有的债务。

 

        (3)未经法院允许,被告不得为改善固定资产或与理查德 S. 萨德公司有关的附属物而作出财务承诺或支出。

 

        (4)除在通常交易过程中形成的贸易债务以及此前提供给原告的财务报表中所显示的债务外,被告不得偿还任何债务。

 

    D.被告有权选择一名独立审计员检查法人被告的所有记录,以便查明被告是否遵守本命令中的条款,并在本命令的有效期内于每月底后两周内从法人被告处收取月度损益表以及资产负债表。

 

    E.如若情势变更造成第三人保管的被告抵押财产实质性贬值,原告有权要求法院增加由第三人保管的抵押财产。如果无法提供外的抵押财产,原告有权要求恢复执行。

 

    F.上述限制措施以及托管安排在上诉法院判决送达之时终止。

 

D.C.Pa., 1973.

C. Albert Sauter Co., Inc. v. Richard S. Sauter Co., Inc.

368 F.Supp. 501, 1973-2 Trade Cases P 74,753

 




[1]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E.D. Pennsylvania.C. ALBERT SAUTER COMPANY, INC.v.RICHARD S. SAUTER COMPANY, INC., et al.Civ. A. No. 72-1451.Oct. 5, 1973.Revised Oct. 30, 1973.

[2]  15 U.S.C. § 1

[3] 284 F.2d 879, 885 (1960)驳回调卷令申请286 U.S. 552, 52 S.Ct. 503, 76 L.Ed. 1288 (1932)

[4] 57 F.2d 96 (1932),维持原判41 F.2d 148 (1930)

[5] 353 F.2d 618 (1965)

[6] 57 F.2d at 102

[7] 1 Cir., 1932, 57 F.2d 96, 102

[8] 284 F.2d at 884-85.

[9] 15 U.S.C. § 1

[10] 356 U.S. 1, 78 S.Ct. 514, 2 L.Ed.2d 545 (1958)

[11] 221 U.S. 1, 31 S.Ct. 502, 55 L.Ed. 619 (1911)

[12] 273 U.S. 392, 47 S.Ct. 377, 71 L.Ed. 700 (1927)

[13] 310 U.S. 150, 60 S.Ct. 811, 84 L.Ed. 1129 (1940)

[14] 334 U.S. 495, 68 S.Ct. 1107, 92 L.Ed. 1533 (1948)

[15] 221 U.S. 1, 31 S.Ct. 502, 55 L.Ed. 619 (1911)

[16] 318 F.2d 283 (6th Cir. 1963),驳回调卷令申请,375 U.S. 922, 84 S.Ct. 26711 L.Ed.2d 166

[17]  326 F.Supp. 1043 (S.D.N.Y.1971)

[18] 译者注:326 F.Supp. 1043 (S.D.N.Y.1971)

[19] 303 F.Supp. 1014 (E.D.Pa.1969)

[21] 303 F.Supp. at 1027 n. 7

[22] 137 F.Supp. 929 (E.D.Pa.1955)

[23] 135 F.Supp. 4, 11

[24] 203 F.2d 676 (2nd Cir. 1953)

[25] 15 U.S.C. §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