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案例评点(一)
 
发布时间:2015-01-23 浏览次数:

 

第一章    仲裁机构

德国奥特克案

案情:

 

本案申请人德国奥特克公司(Rudolf, Aoetker Germany,以下简称奥特克公司)是拥有承运货物的船舶塔亚号TANJAJACOB)的船东,通过其经纪人彼特马(Petromar)招揽生意。丸红国际石油公司(以下简称丸红公司)是本案被申请人中国外运南京公司(简称南京外运)在新加坡的经纪人。

1995714日,新加坡的租船经纪人莱夫斯(Raffles)传真给奥特克公司的经纪人彼特马一份丸红租约条款。该条款第一部分第7条规定,共同理算/仲裁应于伦敦进行并适用英国法。以此条款及asbatankvoy租约格式第24条规定的油轮航次租船合同为基础[该合同条款除船舶要求、装货港、受载期等作了规定外,该合同格式第一部分K条规定:共同理算地点和仲裁地点为伦敦/纽约(选择其一)]

19957171417分,彼特马将租用塔亚号船舶的意见和条件(租船合同概要)传真给新加坡的租船经纪人莱夫斯。租船合同概要中载明了租船人为中国外运南京公司、装载条款等,另外载明了丸红租约条款,以及租船合同格式为asbatankvoy。同日,莱夫斯将上述内容相同的条款和条件传真给丸红公司和本案申请人。718日,丸红公司将此租船概要传真给南京外运,注明所租船舶为申请人奥特克公司的塔亚号719日,南京外运传真给丸红公司航次指令,内容包括:装货港、商品名称、数量、供货人名称、承租人中国外运南京公司,卸货港代理南京外运船务代理公司等,但未提及通过仲裁解决争议。720日,共同经纪人莱夫斯将一份正式租船合同送交彼特马,后者交由奥特克公司签署了该油轮航次租船合同。该合同规定承租人为南京外运,船东为奥特克公司,船名为塔亚号油轮。第一部分K条款规定:共同理算地点和仲裁地点为伦敦。M条款特别规定:随附的特殊规定M1-M5应视为本租船合同的第一部分的一部分。特别规定的M1条规定,文号为内燃机油轮塔亚号95·7·17租船合同,受载期为起始1995720日,解约日1995722日。合同上由申请人奥特克在船东处签字,丸红公司在承租人南京外运处签字。

1995719日,奥特克公司的塔亚号轮抵达新加坡,7200时,船长发出书面准备就绪通知书。722日,租船人南京外运在新加坡的经纪人丸红公司通知船东的租船经纪人取消租船合同。731日,申请人奥特克公司与英国石油公司签订了租船合同,同时向南京外运提出书面索赔要求。

由于被申请人南京外运拒绝了申请人的索赔要求,申请人于是在199591日根据asbatankvoy租约格式第24条规定的仲裁条款开始了仲裁程序:指定John Schofield为仲裁员,同时通知被申请人在20天内指定仲裁员。被申请人未能在此期限内指定仲裁员,申请人则指定Bruce David Ian Mckenzie为第二位仲裁员。这两位仲裁员又共同指定了Alan R. Rurbidge为首席仲裁员组成仲裁庭。19951018日,仲裁庭致函被申请人,阐明了仲裁程序,并要求双方就其各自的仲裁请求提出书面材料。1996111日,仲裁庭通知被申请人:如果不能在允许的时间内(此后两周内)提出答辩要点,申请人即有权要求仲裁庭依据已有的文件作出裁决。1996417日,申请人致函被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对仲裁作出答复。被申请人未能作出答复。72日,申请人要求仲裁庭根据其提供的材料进行裁决,76日,仲裁庭再次要求被申请人在731日之前提交相关材料。731日,被申请人致函仲裁庭不存在任何有效租船合同,也不存在任何有效订租纪要。81日,仲裁庭通知被申请人将做出裁决。

直到910日,被申请人才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称申请人签署的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被申请人无约束力。丸红公司的电传中没有提出仲裁条款,也没有提及同意适用asbatankvoy租约格式的油轮租船合同,组成仲裁庭不合法。

912日,仲裁庭回复被申请人:根据英国法律租船合同有效,仲裁合法。913日,

被申请人告知仲裁庭已委托律师处理此事。1011日,被申请人再次向仲裁庭主张,该仲裁庭对被申请人无管辖权。因为被申请人并未签署租船合同,丸红公司作为经纪人在未得到被申请人的授权的情况下签署的合同对被申请人无约束力,后果应当由丸红公司承担。

 

问题焦点:

租船合同中仲裁条款的效力

临时仲裁还是机构仲裁

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

 

思考题:

1、如何认定asbatankvoy租约格式的法律效力?应当如何认定丸红公司与奥特克之间的租船合同的订立时间?应当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此作出认定?

2、丸红公司与奥特克之间的租船合同对南京外运公司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为什么?

3、应当如何对格式合同和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作出适当的解释?你同意武汉海事法院对仲裁条款独立性做出的解释吗?为什么?

4、本案仲裁属于临时仲裁还是机构仲裁,为什么?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5、临时仲裁裁决是否属于仲裁裁决,应否得到我国法院的承认与执行?

6、本案仲裁庭的组成是否符合仲裁协议的规定?仲裁程序是否适当?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了两个可供选择的仲裁地点是否属于“浮动仲裁条款”?这样的仲裁条款可以执行吗?

7、应当适用什么样的法律认定asbatankvoy租约格式和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效力?

8、你对最高人民法院对奥特克案裁决作出承认与执行的指示,有何评论?

 

本案裁决及其所依据的理由:

 

本案仲裁庭认为,根据英国法,除非当事各方在作出裁决前的任何阶段,约定或者要求进行口头开庭审理,否则仲裁庭有权依据文件对租船合同进行仲裁。作为英国公认的惯例,在当事各方未约定或要求口头开庭审理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当事各方已经同意仲裁应当在不进行口头开庭审理的情况下进行。仲裁庭或申请人律师多次给被申请人予提出答辩或要求口头开庭审理的机会,被申请人仍未要求口头开庭审理。仲裁庭故推定,当事双方已同意仲裁庭在不进行口头开庭审理的情况下作出裁决,因此本案不进行口头开庭审理而进行裁决。

1998123日,仲裁庭作出裁决:被申请人南京外运立即向申请人奥特克公司支付332052美元以及199591日起至裁决之日止按年利率7·5%利息,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8572·79英镑及仲裁裁决费2830英镑。

裁决所依据的理由如下:

1、租船合同使用asbatankvoy租约格式,特别条文第7条规定,争议将在伦敦仲裁;

2塔亚号719日到达新加坡,并发出准备就绪通知书,而租船人的经纪人通知取消契约;

3、船东与租船人之间的连带关系是:船东的经纪人是彼特马, 该经纪人又同新加坡的经纪人莱夫斯和丸红公司联系,丸红公司又同南京外运取得联系。

4、已提供的证据并没有显示丸红公司在成交租船契约上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名义代理权,如果确实如此,这是租船人追究丸红公司的事情,但并不能说明租船人有权说他们不受代表他们订立的合同的约束。

5、租船人不但完全知道协议条款,而且也完全知道成交书的条款,并且已经授权丸红公司成交。

6、油轮贸易的进行频繁,订好船只,进行航运,在稍后的一些时间才提交租船契约以便作为同意的条款的正式的证据,证据确认南京外运使用其他主要租船人的船东使用的接收电传形式的成交书有约束力,并按照其中包括的条款装货的同样的方式来定期地运作。

7、租船人的有关没有有效合同的抗辩又进一步地和他们于719日(向丸红公司)发出的航运指示的事实相抵触,在这一航运指示中他们明确地把他们描述为租船人,双方之间有合同基础。

8、本合同被同意受英国法律支配,通过一个书面或者口头承诺的交换而达成协议,是英国法律存在已久的原则,双方交换的信息成立了书面协议,并不能排除在英国法律下没有一个书面协议的可能性。

9  船东已经采取了合理的减少损失的行动,索赔成功。

 

1998721日,申请人奥特克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执行在伦敦作出的该临时仲裁庭做出的裁决。

(一)南京外运请求法院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

被申请人中国外运南京公司(简称南京外运)提出申请人签署的租船合同对被申请人无法律上的拘束力,以及被申请人对asbatankvoy租约格式第24条关于在伦敦或纽约仲裁的规定不知情为由,请求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被申请人提出了如下理由:

1、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根本没有签订任何租船合同,也未签订任何仲裁条款或协议,所以仲裁裁决对被申请人无约束力。丸红公司作为中间经纪人在未得到被申请人的授权及认可擅自使用被申请人名义与申请人签订租船合同,对申请人没有约束力,丸红公司冒用他人名义合同后果应由他自己承担。

2、仲裁裁决所依据的仲裁条款无效。申请人提供的asbatankvoy租约格式第24条关于在伦敦或纽约仲裁的规定,被申请人对此不知情,更谈不上与申请人签署确定仲裁地点,这份标准合同的仲裁地因无人在合同的第一部分给予确定而同时存在两个可选择仲裁地点即伦敦和纽约,这种有两个仲裁地点的仲裁条款属于浮动仲裁条款,因而无效。仲裁庭无根据地变更标准合同第24条款规定随其心意在伦敦仲裁是不合法的。

3、伦敦仲裁在仲裁程序上有严重不符合1958年《纽约公约》的情节,仲裁庭未向被申请人提出仲裁员名册及有关资料,被申请人无从选择(仲裁员),剥夺了被申请人对仲裁员(进行)挑选的权利。

4、被申请人从未接到过开庭通知,从未同意过不开庭审理,剥夺了被申请人参加庭审申辩的机会。总之被申请人未能收到仲裁庭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恰当通知,该裁决应不予承认及执行。

 

(二)武汉海事法院拟裁定拒绝承认与执行该裁决

2000527日,武汉海事法院经审理后拟作出驳回申请人奥特克公司提出的执行该仲裁庭裁决的处理意见,理由如下:

1、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具有独立性,仲裁条款与它所依据的合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已为各国仲裁立法与实践普遍接受,是具有法律约束的原则。构成合同一部分的仲裁条款应视为独立于合同其他条款以外的一项协议。

2、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租船概要后,只是向经纪人丸红公司发出一份航次指令,该航次指令并未涉及仲裁事项,当事人在租船方面达成合意,并不等于就仲裁达成合意,所以从航次指令来看,被申请人发出航次指令至多只能证明同意租船,并不当然认定为被申请人同意该纠纷可进行仲裁。

3、申请人奥特克公司只是与经纪人丸红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丸红公司作为被申请人租船经纪人只是为委托人南京外运办理租船事宜,南京外运并未明确授权丸红公司可代替南京外运同意订立与租船合同有关的具有独立性的仲裁条款,南京外运不对其经纪人丸红公司的所有行为承担责任。

4、丸红公司以南京外运名义与申请人奥特克公司签订租船合同时,既未出具南京外运的介绍信,也无其他委托证明来证明南京外运同意进行仲裁。同时,南京外运并不知道包括仲裁条款在内的租船合同详细条款,也不知道该租船合同并入asbatankvoy租约格式。故本案中丸红公司的签约行为所涉仲裁条款并不构成显见代理。

51995720日,申请人才与丸红公司签订租船合同,而事实上,申请人所属船舶塔亚号已于1995719日到达新加坡,船长于次日零时发出准备就绪通知书,即船舶达到新加坡后申请人才与丸红公司签订租船合同,裁决认定1995717日签订租船合同与事实不符。在船舶达到新加坡之前,丸红公司未与申请人奥特克公司签订租船合同,更谈不上被申请人接受了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而仲裁条款是仲裁庭进行仲裁的权力来源和首要条件,没有合法的仲裁条款,不能进行仲裁。

综上所述,本案中租船合同仲裁条款没有得到申请人南京外运的事先同意和事后认可,仲裁事项缺乏合意性,该仲裁条款对南京外运没有约束力,英国仲裁庭无权对该案进行仲裁,故该仲裁无效,应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根据1958年《纽约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c)项、《中华人民国和托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驳回申请人奥特克公司的申请。

 

(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武汉海事法院的意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2],凡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外国仲裁机构的裁决,如果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申请承认与执行的外国仲裁裁决不服和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的规定或者不符合互惠原则的,在裁定不予执行或者拒绝承认与执行之前,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同意不予执行或者拒绝承认与执行,应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后,方可裁定不予执行或者拒绝承认与执行。据此规定,武汉海事法院将其对该案的上述处理意见上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经研究,同意武汉海事法院驳回申请人奥特克公司的申请的意见,并于2000912日以鄂高法(2000231号文件的形式,呈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批。

 

(四)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911日复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如下意见:

1、鉴于本案被申请人中国外运南京公司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其经纪人丸红公司进行的,因此应当认定丸红公司是被申请人的代理人,被申请人应当受丸红公司代其签订的租船合同的约束。

2、被申请人签发航次指令的行为是一种履行合同的行为,该行为表明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有租船合同。

3、因为本案租船合同和租船概要中均含有仲裁条款,所以应当认为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本案仲裁裁决不具有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9条和《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规定,该仲裁裁决应当得到承认与执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意见,本案以武汉海事法院承认与执行由临时仲裁庭在伦敦作出的仲裁裁决而告终。

 

 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

本案涉及的法理问题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1)临时仲裁机构与常设仲裁机构裁决的效力;(2)本案租船合同和仲裁协议的成立;(3)如何正确地理解本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和仲裁条款独立原则;(4)本案仲裁程序是否适当?

 

 案件所涉及法律问题评析:

 

(一)   临时仲裁机构与常设仲裁机构裁决的效力

本案裁决是位于伦敦的临时仲裁机构(庭)作出的裁决。就仲裁裁决的实质而言,临时仲裁裁决与常设仲裁机构项下的裁决的效力相同。这是由于《纽约公约》项下的裁决不仅包括仲裁机构项下的裁决,同时也包括临时仲裁庭作出的裁决。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常设仲裁机构仲裁的情况下,仲裁裁决是由仲裁庭作出的,而不是由仲裁机构作出。仲裁机构的主要作用,是负责制定仲裁规则和协助、监督仲裁规则的实施,以及与仲裁规则实施有关的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我国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尽管在我国境内作出的裁决,均应根据仲裁法由我国境内的各仲裁委员会管理下由仲裁庭作出裁决,目前尚无临时仲裁裁决存在的法律空间,但是对于外国仲裁裁决,无论是在外国仲裁机构项下的裁决,还是临时仲裁庭作出的裁决,我国法院均应当按照《纽约公约》的各项规定,作出承认与执行或者拒绝承认与执行的裁定。

 

(二)   本案租船合同与仲裁协议的订立

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是由于被申请人租用申请人的油轮的航次租船合同而引起的争议。而该航次租船合同不是由本案当事人直接定理,而是通过他们各自在新加坡的代理人订立的。申请人通过其经纪人彼特马在新加坡为期油轮的运输招揽生意,而被申请人则通过其在新加坡的丸红公司为其寻找运输石油的船舶。

本案申请人请求法院拒绝执行该裁决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这个理由不能成立。因为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租船合同,是通过在新加坡的另外一个船舶经纪人莱夫斯订立的。1995717日,莱夫斯首先把丸红公司的租约条款传真给申请人的代理人彼特马,后者将租用申请人油轮的租船合同概要(包括租船人为本案申请人、装载条款、丸红公司的租约条款和asbatankvoy租船格式合同)传真给莱夫斯,后者将此又传真给本案被申请人的经纪人丸红公司。1995718日,丸红公司将此租船概要传真给被申请人,并注明所租船舶为本案申请人的塔亚号719日申请人向丸红公司发出航次指令。如果说718日丸红公司向申请人传真的租船概要是本案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发出的租船合同的要约,那么719日申请人向丸红公司发出的航次指令则构成对该租船合同概要的接受。因为被申请人在该航次指示中明确了租船合同中的特别条款中的内容:装货港、商品名称、数量、供货人名称、承租人中国外运南京公司,卸货港代理南京外运船务代理公司等,完善了该租船合同的内容。因此,申请人不能以没有在720日的合同上签字为由,否认该合同的成立。720日在合同上的签字只是合同成立的证明。就合同条款达成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时间是719日。在此之前,丸红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在新加坡的代理人的身份不能否认。丸红公司在718日将此租船概要传真给被申请人,并注明所租船舶为本案申请人的塔亚号,可见,丸红公司的行为是在被申请人的授权之下所为,其在720日的签约行为并没有超越其代理权限。尽管合同于720日签字,但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时间是在719日。被申请人不能以其没有在合同上签字而否认该合同的订立。事实上,720日的签字时对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的租船合同内容在形式上的进一步确认。根据合同法的理论,当事人就合同内容达成一致,合同对当事人有法律上的拘束力,除非法律另有规定。[3]

鉴于本案租船合同本身就有关与仲裁解决合同争议的规定,718日丸红公司传真给被申请人的租船概要中,也包括仲裁条款的规定,这一条款包括在该合同的共同条件中。被申请人在向丸红公司发出租用塔亚号号时,并没有对该条款提出异议,因此,本案合同的成立时间,就是仲裁协议的成立时间。

 

(三)   如何正确地理解本案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效力和仲裁条款独立原则

被申请人请求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该裁决的理由之二,使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条款无效,并称对租船格式合同第24条关于在伦敦或纽约仲裁的规定不知情,此外,有两个仲裁地点的仲裁条款属于浮动仲裁条款,因而无效。

被申请人的上述抗辩不能成立。理由是丸红公司在1995718日将申请人提出的含有格式租船合同的租船概要已经传真给被申请人,而被申请人在格式合同共同条件(common conditions)的基础上完善了合同的特殊条款后,[4]19日向丸红公司发出航次指令。被申请人在向丸红公司发出此项指令时,并没有对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提出异议,视为对该仲裁条款的接受,因为仲裁条款是合同共同条件的一部分,这是从事该行业的人都应当知道的内容,被申请人称其不知情,这是他自己的责任,因为718日丸红公司向其发出的租船合同概要,包括了该合同中的全部共同条件,被申请人应当知道格式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如果说被申请人不知情,被申请人也应当自行承担不知情的责任。当作为申请人要约条件的718日的租船合同概要传真给被申请人后,被申请人完全可以提出不接受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要求,但是,被申请人在719日发出航次指令时,并没有对该条款提出异议,因此,该租船合同的成立日期,即为仲裁协议的成立日期。

仲裁条款中含有两个可供选择的仲裁地点,并不构成仲裁条款无效。因为当事人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地点,都是允许的。仲裁条款有效性的最基本的实质要件,是当事人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合同项下争议的意思表示。即便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允许当事人在两个仲裁地点中做出选择,而不是认定该仲裁协议由于规定了两个仲裁地点而无效。例如,早在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复函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齐鲁制药厂诉美国安泰国际贸易公司合资合同纠纷一案中仲裁条款效力的审查报告中就指出:本案当事人订立的合同仲裁条款的约定合同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贸易租金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或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员仲裁,该条款对仲裁机构的约定是明确的,亦是可以执行的。当事人只要选择约定的仲裁机构之一即可进行仲裁。[5]在临时仲裁中对于仲裁地点的选定,也是如此。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地点,都可以进行仲裁。

武汉海事法院最初打算拒绝承认与执行该裁决,其主要理由是被申请人接受了租船合同,并不意味着接受仲裁条款。其所依据的就是仲裁条款独立原则的理论。这是对仲裁条款独立原则的曲解。所谓仲裁条款独立原则,是指当事人对含有该条款的合同无效、失效、或者违法、合同不存在的问题发生争议时,或者仲裁庭或者法院即便认定该合同由于违法而无效、失效或者不能履行时,仲裁条款作为一项独立有关如何解决合同争议的条款,仍然应当得到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就本案而言,武汉海事法院提出的一个理论是:当事人接受了租船合同,并不意味着接受了该合同的仲裁条款。

这样的论调还可以发生在合同转让中,当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转让给另一方当事人后,该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当一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时,受让人往往也提出这样的抗辩:我接受了合同实体权利义务的转让,但是没有接受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其所依据的也是仲裁条款独立原则。这种论调同样站不住脚。受让人在接受该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时,意味着他将要接受合同中规定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当然也包括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受让人在接受被转让的合同时,可以与转让人进行讨价还价,对合同中的任何条款,都可以表达其不同意见,如果不能就即将接受的合同中的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合同的转让也不能完成。可见,当事人之间在进行合同转让的交易时,受让人完全有机会选择不接受合同中的任何条款,包括仲裁条款。如果在接受该合同时没有对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提出异议,就意味着接受了该合同的全部内容,包括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受让人就要受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约束,而物权在此后履行中以仲裁条款独立原则为由,提出接受合同而未接受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抗辩。因为此项抗辩完全是对仲裁条款独立原则的曲解。

无论是本案所涉及的仲裁条款对被申请人的拘束力,还是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转让时所涉及的仲裁条款对受让人的拘束力,都不能以仲裁条款独立原则作为抗辩依据。其主要理由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没有就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提出异议,他无权在合同履行中对此提出抗辩。因为仲裁条款一旦成立,就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就是有效的、不可撤销的和可以强制执行的,除非存在着法律上或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衡平法上规定的可以撤销的理由。[6]当然,仲裁是双方当事人的共同约定,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同意撤销该仲裁协议,该协议也可以终止。但是,一方当事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单方面终止该协议,一项有效的仲裁协议,可以得到法院的强制执行。如果当事人对此条款的效力发生争议,一方当事人认为该仲裁协议无效,当事人完全可以将改争议提交法院解决。如果法院认定该仲裁协议有效,就可以作出强制执行该协议的裁定。正如《纽约公约》第2条(3)款所规定的那样:当事人就诉讼事项订有本条所称之协议[7]者,缔约国法院受理诉讼时应依一方当事人之请求,令当事人将该协议项下的事项提交仲裁,除非此项协议经法院认定为无效、失效或不能履行。

关于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订立后的转让仲裁条款对受让人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案件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9条作了如下规定: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后将其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第三人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受让方和该合同的其他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但转让方、受让方及该合同的其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8]

 

(四)   本案仲裁程序是否适当

被申请人还提出了有关仲裁程序中的一些问题,包括仲裁员名册及其选择问题,以及本案的开庭审理等问题,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对此,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呢?

 

1  关于本案仲裁程序的适用法律

本案申请人选择了伦敦作为仲裁地点,那么,根据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如果当事人没有就仲裁程序的适用法律作出选择,按照各国国际私法中普遍适用的确定国际合同准据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理论,应当认为仲裁地点所在国的法律,与本案仲裁程序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所以,本案仲裁程序只要符合英国有关仲裁程序的法律规定,程序就是合法的。

2  关于仲裁员名册及选择仲裁员的问题

如前所述,本案所涉及的是临时仲裁而不是机构仲裁。尽管我国现行《仲裁法》项下的仲裁只包括机构仲裁,而不包括无临时仲裁,然而,就国际商事仲裁实践而言,特别是海事仲裁实践,临时仲裁是非常普遍的。况且,《纽约公约》项下的裁决,不仅包括在机构仲裁管理下作出的裁决,同样也包括临时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在临时仲裁的情况下,并不存在仲裁员名册的情况,当事人可以选择他们所信赖的任何人作为仲裁员。即便在常设仲裁机构仲裁的情况下,许多也没有仲裁员名册制度,如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并没有名册制度。美国仲裁协会虽然有一个仲裁员名册,但是该名册仅供当事人参考,当事人在选择仲裁员时,并不受该名册制度的限制:当事人可以在名册中选择仲裁员,他们也可以在该名册之外选择。所以,仲裁员名册制度并不构成仲裁程序不当的理由。本案被申请人称仲裁庭未向被申请人提出仲裁员名册及有关资料,被申请人无从选择,剥夺了被申请人对仲裁员进行挑选(仲裁员)的权利,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因为本案涉及的是临时仲裁而非机构仲裁,临时仲裁根本就没有仲裁员名册可提供。况且,仲裁庭都成立了,还要什么名册呢?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仲裁地点在伦敦,如何组成仲裁庭、仲裁程序如何进行、裁决如何作出才能得到法律保护等问题,如果当事人未能对这些问题在仲裁协议中作出约定的话,应当适用仲裁地法解决这些问题。而根据本案中租船格式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的规定,当请求仲裁的一方当事人提出仲裁并向被申请人发出仲裁通知后,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该通知后20天内指定仲裁员,否则将由申请人代为指定第二名仲裁员。由于本案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仲裁通知后未能指定仲裁员,所以申请人又指定了第二位仲裁员,这两位仲裁员有共同指定了第三位仲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这样做符合仲裁地法的规定,因而是合法的。

 

3  关于本案开庭审理的问题

关于开庭审理的方式,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同样应当适用仲裁地所在国的法律。本案被申请人还提出了本案仲裁庭为开庭审理案件的抗辩。这一抗辩同样也不能成立。本案仲裁裁决已经非常明确、有力地驳回了被申请人的这一抗辩理由:本案仲裁庭认为,根据本案应当适用的英国法,除非当事各方在作出裁决前的任何阶段,约定或者要求进行口头开庭审理,否则仲裁庭有权依据文件对租船合同进行仲裁。作为英国公认的惯例,在当事各方未约定或要求口头开庭审理的情况下,应当视为当事各方已经同意仲裁应当在不进行口头开庭审理的情况下进行。仲裁庭或申请人律师多次给被申请人予提出答辩或要求口头开庭审理的机会,被申请人仍未要求口头开庭审理。仲裁庭故推定,当事双方已同意仲裁庭在不进行口头开庭审理的情况下作出裁决,因此本案不进行口头开庭审理而进行裁决。事实上,本案被申请人在仲裁审理过程中,从来也没有提出过书面审理的要求。被申请人在1996910日,对仲裁庭的管辖权和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抗辩,但是该抗辩是在仲裁程序终结之日(1996731日)之后提出的,根据一般适用的仲裁规则,仲裁庭可以不予考虑。因为本案仲裁庭在76日之前,多次致函被申请人,要求其在731日之前提交相关材料。既然被申请人没有提出延期要求,就意味着接受了仲裁庭的上述要求和仲裁程序规则。因此在仲裁程序终结后提出没有给被申请人申辩机会的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其败诉也在情理之中。

本案最高法院对该案的把握完全正确。在向湖北高级人民法院发函时指出,被申请人签发航次指令的行为是一种履行合同的行为,该行为表明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有租船合同。

且本案租船合同和租船概要中均含有仲裁条款,所以应当认为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本案仲裁裁决不具有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9条和《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规定,该仲裁裁决应当得到承认与执行。

 

结论:

1、临时仲裁庭的裁决与常设仲裁机构项下的仲裁裁决,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均为《纽约公约》规定的裁决。

2、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订立时间,即为该合同中的仲裁协议的成立时间。当事人在接受含有仲裁条款的要约或者接受类似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时,如果在接受要约或者转让时未能就该要约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提出异议,此后则不能以仲裁条款独立原则为由,提出仲裁协议无效的抗辩理由。

3、仲裁程序适用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所选择的法律,如果未能作出选择,根据国际私法上普遍适用的决定国际合同准据法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应当适用仲裁地点所在国的法律,对仲裁程序的合法性作出认定。